【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正 文】
谈到新时期散文期刊，重要的有《随笔》（注：1979年6月创刊，原为丛刊，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3辑起，改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83年第1期起改不定期丛刊为双月刊。先后由苏晨、黄伟经、杜渐坤主编。）、《散文》（注：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1980年1月创刊于天津。初署《散文》月刊编辑部编辑，1988年1月起先后由林呐、谢国祥、石英、郑法清、刘雁等主编。）、《散文选刊》（注：河南省文联主办的月刊，1984年10月由《奔流》杂志创办于郑州，后独立设制。先后由丁琳、卞卡、王剑冰主编。该刊1998年进行改版，每年举办一次“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每年推出一次“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 和《中华散文》（注：1993年创刊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散文月刊。），此外还有福建福州的《散文天地》（注：福建省文联主办的散文双月刊，每年的《诗人散文专号》和《新生代专号》深受文坛瞩目。）、河北邢台的《散文百家》（注：河北作家协会、邢台市文联主办，1988年1月创刊。创办时为双月刊，后改为月刊，2003年改为上、下月刊，上半月刊为“精华版”，下半月刊为“选刊版”。先后由尧山壁、李景森、贾兴安等主编。）、湖南益阳的《散文诗》（注：湖南省益阳市文联主办，1985年底创刊，邹岳汉主编。） 等期刊。已经停刊的有《散文世界》（注：散文月刊，1985年1月创刊于北京。初由中国散文学会、作家出版社主办，1987年改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散文学会主办，1989年12月停刊。先后由林非、袁鹰、唐达成主编。） 等。近几年，由综合性文学杂志改为散文杂志的有贵阳的《花溪》（注：2001年10月，由青年文学月刊改版为专门刊登小品文的杂志，而且在封面上醒目地标出了“小品文”字样。） 和大连的《海燕》（注：2003年1月改版，在杂志封面上醒目地标示出“都市美文”的字样。）。散文杂志的兴衰与变迁，见证了90年代以后出现的“散文热”的气象。除了专门性的散文杂志之外，《收获》在90年代所推举的文化散文，也对散文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我个人趣味而言，我最喜欢的散文杂志是《随笔》，这家在1983年就首发遇罗克的《出身论》全文的杂志，二十余年一直低调地坚守着一种推举独立思想的文化情怀。为了考察世纪交替年岁散文生态的变化，本章以新生的《美文》杂志作为典型个案，窥斑见豹地分析散文创作的文化语境及其审美流向。

1992年9月创刊于西安的《美文》杂志，鉴于当时的散文“靡弱之风兴起，缺少了雄沉之声，正是反映了社会乏之清正。而靡弱之风又必然导致内容琐碎，追求形式，走向唯美”，（注：贾平凹语，见《弘扬“大散文”——“94西安散文研讨会”纪要》，《美文》1994年第9期。） 怀着补偏救弊的初衷，标举“大散文”理念，力图“还原到散文的本来面目”，“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性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注：贾平凹《〈美文〉发刊辞》，《美文》1992年创刊号。）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散文的复兴，都是反叛与革新既成文体惯例的结果。在十年的办刊历程中，贾平凹主编的《美文》(先后担任副主编的有宋丛敏、王大平、穆涛、陈长吟、安黎等)坚持不懈地为散文松绑，激活了散文创作。但美文的复活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就像唐宋时期终成正果的“古文运动”，经历了几代人连续的努力才成气候。尽管当前的散文创作一改十年前门庭冷落的局面，呈现出表面的喧闹，但虚假的繁荣更容易遮蔽深层的危机。正如贾平凹所言：“一切都在速成的年代里，韧劲和沉静方可有成就，而缺乏成熟的有体系的东西，所谓的‘大变’只能是大便。”（注：贾平凹《读稿人语》，《美文》1998年第11期。） 只有持续的“慢工”，才可能在根本上改良散文的土壤，使散文摆脱模式化、虚假化、工具化的局限，复活那种元气淋漓、自由酣畅的生机。

　　　　一、“不是像散文的散文”

说到“美文”，不免想起周作人《美文》中的话：“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面又分出叙事和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周作人希望人们以爱迪生、兰姆、欧文、霍桑等的美文为典范。其实，中国同样有自己的美文传统，先秦诸子纵横恣肆、逍遥自在的大境界奠定了高昂的基调，唐宋八家和晚明小品又以其独特的文体创造激发出新的活力。而骈赋对于形式美的过度追求最终变成了一种精神枷锁，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八股时文更是以其工具主义的内核改造着封建士子，严重地窒息了散文的活力。“五四”白话文的兴起以及西方思潮的涌入，为羁绊重重的散文解除了种种限制，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沈从文等文体大家的自由创造实现了散文的现代转型，确立了以个人性为核心的现代品格。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作品以诗化的笔墨表现时代精神，成为典范的时文，具有鲜明的模式化特征。进入新时期以后，小说和诗歌文体都通过对旧有模式的挣脱与突破，确立文体的独立性与当代性，而散文依然被笼罩在模式化和惯性思维的怪圈之中，处于一种尴尬的休眠状态，“那种流行的，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含义是越来越苍白了”。（注：贾平凹《〈美文〉发刊辞》，《美文》1992年创刊号。）

面对当时散文创作的困境与沉沦，《美文》创刊时倡导“大散文”理念，呼唤具有大境界、大格局和大气魄的散文，企图突围。为了冲破当时千篇一律，陈陈相因的创作格局，《美文》积极地推进散文在题材、形式和写法上的多样化，扩展散文的外延与容量。教条化的、固定化的规律不仅限制了文体的创新，也束缚了作家的自由创造。正如伏尔泰所言：“几乎一切的艺术都受到法则的束缚，这些法则多半是无益而错误的。……荷马、维吉尔、塔索和弥尔顿几乎全是凭自己的天才创作的。一大堆法则和限制只会束缚这些伟大人物的发展，而对那些缺乏才能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对于那些参加赛跑的人，是不应该将他们的脚拴起来的。”（注：伏尔泰《论史诗》，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6-327页。）

为了激活一潭死水的散文现状，《美文》发表了不少生活中的实用文字，贾平凹说：“我们还有一个主张，把文学还原到生活中去，使实用的东西变为美文，比如政治家的批文，科学家的论文，商业的广告，病院的医案，诉状、答辩、启事、家信甚至便条。”（注：宋丛敏《〈美文〉创刊日记》，《美文》2000年第12期。） 创刊号发表了孙犁的《四月二十五日致贾平凹书》、萧乾的《〈围城〉启示录》、流沙河的《〈庄子现代版〉前言》、张艺谋的《〈红高粱〉导演阐述》和张伯海的《关于期刊的讲话》等，体现了《美文》在文体上争取有所突破的办刊宗旨。在1992至1994年间《美文》发表了不少文艺批评、序跋、书信和日记，而陆续发表的《菩提寺志》、《“四通”广告语》、《在欢迎美国客人会议上的致辞》、《老同学聚会上的开场白》、影视《石狮之谜》和《塔魂》的解说词、傅雷为1956年9月21日傅聪钢琴独奏会撰写的《乐曲说明》、荣海在新员工培训会上的讲话《商道与人道》和何开四的碑记《都江堰实灌一千万亩记》等等，都是被传统思维排斥在散文文体规范之外的文字。1994年，《美文》开设“小说、诗歌与散文的界限”专栏，邀请小说家和诗人讨论散文独立的文体风貌。《美文》拆除篱笆、开放园地的姿态，意在打破文类之间森严的壁垒，通过不同规范之间的冲突、碰撞与交融、渗透，衍生出适应新的时代氛围与审美心理结构的新文体。针对高建群“散文要清理门户”的说法，（注：高建群《散文要清理门户》，《美文》1994年第2期。） 贾平凹在《〈美文〉三年》中说：“在散文被总体上的靡丽柔软之风污染和要沉沦之时，需要的是有一股苍茫劲力，而不宜于什么‘清理门户’，寻纯而又纯的东西，那只会使散文更加穷途末路。”（注：贾平凹《〈美文〉三年》，《美文》1996年第1期。）

汉语散文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既确立了独立的、支配性的范式，也逐渐地积淀一些固执的思维和心理定势。由于文人写作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文人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散文文体的历史演进，散文的文化视野也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封闭性，文人作家以自我中心主义排斥了其他阶层的趣味，漠视了更加广阔的现实。一些艺术形式的消亡，典型如清代子弟书的迅速衰竭，与其狭隘视野和思维惰性密切相关。文体的惰性在形成之前按实际和逻辑而言，是一种取得良效的审美规范，正是成功的先例助长了它的优越感和排它性，一种相对正确的思维模式经过实践的多次验证后被凝固化，表现出停滞不变、任意移植扩大的特征时，惰性就基本形成。为了突破传统文人思维对散文创作的限制，《美文》极力地冲破文人的圈子主义，拓展散文的文化视野。“我们这份杂志，将尽力克服我们编辑的狭隘的散文意识，大开散文的门户，任何作家、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未来作家、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理论家，以及并未列入过作家队伍，但文章写得很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学者、艺术家等等，只要是好的文章，我们都提供版面。”（注：贾平凹《〈美文〉发刊辞》，《美文》1992年创刊号。）《美文》编发职业散文家的作品不多，更多地发表了一些小说家、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文章，非常重视散文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精神交融，刊发了画家吴冠中、黄苗子、韩美林、韩羽，戏剧与影视界名人徐城北、魏明伦、黄宗江、新凤霞、张艺谋、刘晓庆、谢园等人的作品。在审读韩羽的专栏《信马由缰》和流沙河的专栏《画字》时，贾平凹有这样的评说：“为人讲禅，禅讲出来又不是禅了。真正的放下一切，‘做’的技巧没有了，平平常常地去说说一段故事，而不是一个故事。《美文》需要的不是像散文的散文：有才情，又世事洞明，怎么写都是好文字。”（注：贾平凹《读稿人语》，《美文》1995年第4期。）“不是像散文的散文”突破了“技”的限制，不讲究义理辞章、四比八股和破承起落，通过心灵的自然流露和个性的自由表达，洗净散文的“匠气”，在反叛文体的陈规与俗套的同时，打破静止的、封闭的、保守的散文观念，为散文注入源头活水。正如贾平凹所言：“不要以为文章都是文人写的，什么人都可以写，什么领域都有美文，大雅者大俗，大俗者大雅，如此而已。”（注：贾平凹《读稿人语》，《美文》1992年创刊2号。）
《美文》对散文现状的不满足激发出一种超越意识，注意发掘那些被主流意识所遮蔽的、潜在的新因素，拒绝束缚以拥抱自由，拒绝陈词滥调以拥抱由衷的心声。在这样的设想中，作家与现实、文体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既相互寻找又相互对峙的紧张状态，内在的超越冲动使作家强烈地拒绝现成的散文体式与传统内涵，自由抒发的愿望使作家渴望一种仅仅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体形式，对于这种与心灵相对应的形式的寻找，使作家潜在地表现出反叛现成文体的倾向。这种鲜明的文体创新意识，也恰恰是在传统规范束缚下的个体所爆发出来的反文体、非文体意识，希望找到一种没有形式的形式，摸索到自我的、心灵的密码，而不是为自我和心灵寻找新的形式枷锁。就杨振宁的《邓稼先》而言，“如果从概念出发，这篇作品或许不被看作是典型的散文，杨先生也未必是有意来写美文的”，但编辑却感觉到“这是一篇感情纵横驰骋、发自内心的写作。杨先生以他的思想，他的情怀，他的器识和睿智，合力成为一股浩然之气”。（注：宋丛敏《读稿人语》，《美文》1995年第2期。） 这篇“非散文”中激荡着关注民族命运与痛失挚友的大情怀，文字却简洁、细腻而传神，这种不为舞文弄墨只为抒写心声的作品，不仅具有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审美价值，还有一种随心所欲的、不受文体规范束缚的文体价值，在没有形式意识的情况下自然地构造出一种贴近心灵的、松散的形式。也正如贾平凹写“商州初录”的感受：“在这之前，散文是不这么写的，我当时也觉得我在写着‘四不像’的文章，我尽量不是嚣张，求朴求素，删繁就简，没想倒标新立异了。”（注：贾平凹《雪窗答问——与海外女士一夕谈》，《美文》1994年第5期。） 而那些萎靡的散文与现实、文体之间没有任何审美距离，宣扬着一种随波逐流的价值观，它们与生活、文体之间的关系是松弛的，松弛到麻木的状态。这样的文字是僵硬的、冰冷的、静态的，它们像不断膨胀的肥皂泡一样，没有任何重量，在美丽的辞藻下面空无一物，写作者随意地、无休止地倾诉着，直到让空洞的话语把自己掏空成一个空心人。这样的散文沦落到一种“轻，浅，一种雕虫小技”的境地。（注：贾平凹《〈美文〉发刊辞》，《美文》创刊号。）

　　　　二、“把枝末细节做大”

对于文体内部的多样性、差异性、可能性的尊重与探索，使《美文》的“大散文”理念没有陷入大而无当、空洞无物的尴尬，更没有以大压小、强求一律的霸道。比如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与董小宛》一文，编辑们在审稿时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的说这是“浮艳”之作，有的说“作者艺术感觉很好，但品位不高”，也有的说作品具有明显缺陷，但具备了“那种不可或缺的‘自在’意识”，编辑们最终没有过分“强调自己的审美个性”。（注：宋丛敏《〈美文〉创刊日记》，《美文》2000年第12期。） 对这篇不无脂粉气的作品的选择，体现了编辑的包容性。正如宋丛敏所言：“我们倡导大散文，绝无登高一呼群山应的奢望，更何况散文姓‘散’，谁也无力也没有必要把它们聚集到某一点上，只能大小由之，各行其是。但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充满复杂历史积愫和改革欲望的年代，散文绝不会长久处于‘甜劲虽“潲”，但还返酸’的不变状态。”（注：宋丛敏《读稿人语》，《美文》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