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娱乐文化已成为当下社会一个不可轻视，也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考察当代中国娱乐文化的发展，可以知道，我们经历了从娱乐文化被否定、被改造的时代，到娱乐文化被肯定、被张扬的时代，从中可以看出转型期娱乐文化的三大新变，那就是：从娱乐原罪化到娱乐无罪化；从娱乐精英化到娱乐平民化；从娱乐政治化到娱乐商业化。

    ［关键词］娱乐文化/原罪化与无罪化/精英化与平民化/政治化与商业化

    从娱乐原罪化到娱乐无罪化

    从娱乐原罪化到娱乐无罪化是转型期娱乐观念的一个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转型期的相对开放的思想文化和相对艰难的现实生存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
    从思想文化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具有浓厚的道德训诫因素和日常礼仪制约，这就形成了一种敦厚而整饬的民族文化心理，对于“玩物丧志”的斥责、对“礼崩乐坏”的叹惜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心理，从而形成了一种对于苦修的由衷敬重和对轻慢的深刻警惕的文化传统。

    然而，这种娱乐的原罪心理随着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而日渐淡化。转型期以前传统文化在近百年左右时间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打击：近现代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使得传统文化成为救亡图存的牺牲品；十年“文革”虽没有建立起如其号称的崭新的文化传统，但打倒传统的彻底性是历史上无以复加的，这从孔庙至今尚存的遗痕可以看出，而孔庙却是千百年只修不毁的；上世纪80、90年代之际“告别黄土地，走向蓝海洋”式的思想运动虽对传统文化带有万分眷恋，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加以弃绝。这三次大的文化运动使得传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之打击。

    对传统文化来说，更为不幸的是，转型期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步步深化，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传统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孤魂游鬼”。工业化和商业化促成了大众社会的“原子化”，人与人之间赖以联系的关系网络被一一切断，代替的则是由一个个孤立的、离散的个体构成的无中心的社会。我们再来看看曾一度打动国人心坎的《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曲，“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传统中国“家”的形态在现代社会中几乎解体，“聚族而居”的当年盛况已成昨日历史，在一个分工精细的商业社会中，“常回家看看”都显得十分珍贵和艰难，这多少反映出我们眼下“原子化”的生存现实。在这样一个原子社会的现实中，在所谓的道德规范对一个原子个人约束力的效果可疑的情况下，娱乐的无罪化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从生存现实来看，转型期的中国人面对着现代化和全球化两方面的压力和挑战。现代化转型使得一大批国人一时仓皇无措，旧的体制业已破产，新的体制又难以融入，过去的那种安定感和保障感荡然无存，在一个社会尚不具备足以提供给每个国民社会保障的能力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生存压力，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论是大老板还是小工人都如同一部部工作机器一般地紧张地运转着，工作成为生命中最重要也最讨厌的事情，每个人的住房问题、婚姻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人生大事都成为当下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但又是最沉重的话题。
    在一个物质相对贫困而心灵悠闲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渴求的是物质的丰裕，而一个物质相对丰裕而内心不安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渴求的是心灵的悠闲。这时，娱乐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缓解心理压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人们往往会为自己的行动寻求一个合适的理由支持，娱乐的无罪化便成为当然的一个趋向了。

    从思想文化和生存现实两方面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共同形成了娱乐无罪化的现状。
    在中国，娱乐文化由原罪化到无罪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说，提倡娱乐的正当性应当是转型期以后的事情，但并不是说此前娱乐便不复存在，然而，又正是由于对娱乐下意识地怀着深刻的原罪感，那时的娱乐又都是在种种堂皇的招牌下曲折地进行着。比如，“文革”中的样板戏一方面可以说成是借娱乐来演绎中国各个时期党史，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借演绎中共各个时期党史来进行娱乐呢？同理，上世纪80年代交谊舞何尝不是借着“友谊”的名义免除了娱乐的原罪感？烫发的流行又何尝不是借着“改革开放”的名义免除了“爱美”的原罪感？

    而在转型期里，娱乐已不需要理由，那种免除“原罪感”的幌子已属多余，不仅不需要幌子，而且娱乐本身反倒瓦解了那些意义本身。这在《超级女声》的节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超级女声”中唱歌的优劣好坏对于这档全国热捧的电视节目来说实在微不足道，它的成功在于它本身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充满悬念的“游戏”，或者说“想唱就唱”只是一个全民游戏的道具而已，评委胡吗个说：“‘超级女声’首先是一档电视娱乐选秀节目，其次才是歌唱赛！”[2] 这话说得准确极了，所谓“灰姑娘”们的自信、清纯、可爱等等都与此无关。“PK”一词恰能说明这一节目的性质，Play说明了其“游戏”的本质，Kill说明了其“残酷”的性质，说到底这是一场温柔而残酷的游戏。更为触目惊心的是，该档节目主持人化妆到医院里慰问“超女迷”的白血病患者，表面上是为了给一个关心节目的病人一份惊喜和爱意，而实际上是借了关爱的幌子来跟大家一起玩《超级女声》游戏。可以说，在这个节目中，游戏成为娱乐的本质，与原罪意识下将原罪感化作种种幌子相反的是，娱乐的无罪化带来娱乐的游戏性质，这种游戏性质反过来可以将自信、健康、爱心等意义化做游戏。

    “如果有一天春晚找我是好事，但他们要让我演的节目是观众会骂我的，我就觉得没有必要。”[3] 一时走红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如此说，郭德纲的相声有意地拒斥了意义的存在，或者他至少不必太在意相声里的“意义”因素，而更关注的是自己的相声到底能不能使人笑，能使人笑就是成功了，这里使观众“笑”成为唯一的目的。另外，“首部博客电影”《小强历险记》更是大开调侃之风，无论是DV本身，还是“新闻发布会”，都充满了戏谑和搞笑。他们的宣传海报上写着“零诚意、零新意、零意义、零特技、零演技、零逻辑”，正如一个参与者所表白的，“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字‘玩’”[4]，这时娱乐成为一切，传统的意义完全消失。
    可以说，从意义的承担到意义的瓦解正说明了娱乐原罪化到娱乐无罪化的转化。

  从娱乐精英化到娱乐平民化

    这里所说的娱乐精英化和娱乐平民化，是指在娱乐文化领域里的精英化倾向与平民化倾向的对立，而不是指精英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对立，是指娱乐文化洋溢着一种或精英或平民的精神。
    我们以往娱乐的主角专业演员，诸如小品演员、相声演员、歌唱家、演员等，他们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娱乐才能和受过专业的娱乐训练，而一般的平民只有一个“局外人”“观看”的资格，“电视逐渐从对公众的训导和启蒙转向了娱乐和消遣，但这娱乐和消遣却是由原来的精英来承担的，大众仍然将电视看成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5] 然而，转型期以来，这种情况得到根本性转变，舞台和聚光灯对大众来说不再那么遥远，原先高高在上的“明星”企想也不再那么不可想象，转眼间，一个个平凡的普通人也顿时成为舞台的主角，他们通过一种“自娱”和“娱人”式的“做秀”，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给自己带来快乐。

    卡拉OK的流行其实正是这种自我做秀的滥觞，通过它，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能一圆自己的“明星梦”，“婚纱照”亦如是，虽然婚纱照是越来越奢华，但年轻的情侣们仍趋之若鹜。拍婚纱照与其说是为了一生留备一份珍贵的纪念，倒不如说每一个平凡的男女都拥有这么一个实现自己明星梦的难得机会。现实生活的自我通过婚纱照上的自我的身份转换得到一种“做秀式”的娱乐。
    电视时代促使了真正的“秀时代”的来临。一种被动观看式的娱乐模式转向一种主动参与式的娱乐模式，这从观众可参与性电视娱乐节目的备受欢迎中可以看出，将观众引领到舞台上，参与到节目中来，这在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央视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莱卡我型我秀》中被发挥到极致，那种平民式没经过修饰打磨的种种原生态表演掀起了一起波涛汹涌的娱乐大潮。
    我们再看，网络博客DV《小强历险记》，这部长达五十多分钟的DV正是一群“博客”捣鼓出来的，与动辄几亿的投入、动辄多少千万的票房、动辄数地的明星相比，他们以小制作（仅一千元投入，两天的拍摄时间，一部DV，一台电脑）、零票房（为“玩”而“秀”）、平民演员（几乎没有演艺经验，也没有什么知名度）集中体现了娱乐精英化向娱乐平民化的转变。

    娱乐由精英化转向平民化的心理支持在于对一种等级模式的无意的反动，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内心越来越不会无理由地轻视自己，也越来越不会将别人的认真，尤其是装模作样的认真当回事，他们不承认天然的不平等，否定特权的合法性，“民主意味着每个人不仅享有充分的政治上的公民权，而且每个人一般的文化偏好都潜在地像传统精英们的偏好一样有价值、一样值得尊重并应当实现。”[4](P13) 以往我们一提起民主平等等概念总是将之与公民的政治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许它们更多的是发动于政治领域，但又波及到了文化领域，在娱乐文化中，平民大胆的参与正是这种心理的外化，否则，你很难想象，相貌平平的程菊花如何能一次又一次地在镜头面前展现着不成章法的舞姿，旁若无人地自我表演。普通人“受关注”和“受重视”的潜在欲望在这里得到了满足。
    娱乐平民化不只带来参与的乐趣和自我表现的快感，其内在的魅力在于“真”和“个性”，而这是精英化娱乐致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