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    李重庵：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几位专家，就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 进行座谈。

    文化是个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政府，对文化建设的认识 一直在不断提高和深化。总的来说，我国的文化建设主要经历了三个台阶：第一，开始 的时候，大家只是认识到经济中的文化成分，认为文化搞好了对经济建设有帮助。文化 是为经济服务的，在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没有。第二，党的十五大系统提出了党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 。这将文化提升到了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是一大进步，但在具体工作的安 排上，文化仍扮演着拾遗补缺的次要角色。第三，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 讲话中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强调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 质要求”。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在执政理念上的 体现，更使现在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从更深层次上看，我们搞发展最终 目的是人的发展，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后，人的发展主要是文化问题。所以，随着对科 学发展观的认识逐步深化，对文化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也有了提高。当然这 还不够，对文化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 观的过程中，如何落实文化建设。
    比较而言，目前经济和政治这两件事情，关心的人比较多，而文化的位置或状况相对 较弱，乃至让人觉得有些忧患甚至危险。我们国家如何能够几十年、几百年按既定方向 稳步发展下去，和平崛起，除了有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保证外，大概从深层次 上长期起作用的还是文化。前两者在一定时间和形式上都总是动态地发展变化，但在心 灵深处，融化在人血液中起作用的仍是文化。中国13亿人口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致力 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恐怕最根本的依然是文化。但这一方面我们觉得很空、很苍白 。平时看不出来，但若碰到一些考验的话，觉得还是不可靠。如果将来“三条腿”有一 条腿比较软，并由于这条腿使整个大局受到影响、损失的话，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文化方 面。
    大家对这方面问题有何考虑，以及对新时期、新阶段文化建设的大政方略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谈谈。希望大家在宽松的环境中充分交流，畅所欲言。

    　　　　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化问题

    杨义：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文化问题。一个现代大国如何在世界上树立自己的形 象和旗帜，大国的学术、文化应该是什么样?我认为应该从国家的文明形态发展来看文 化问题。我曾经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文化工程”，实际上是“人心工程”，涉及到 一个民族如何形成一个价值共识的问题。一个民族有没有价值共识，十分重要，它是体 现综合国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工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它也要和当今世 界的总体格局相联系，和我们文明的发展程度联系起来；文化工程还有一个人群素质的 问题，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不是在素质上下工夫，而是在一些形式上下工夫。另外，理性 思考和创造能力，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一种文明要有原创性(即创造能力)和共享性(即一个民族共享的程度)。一种文明创造 出来，不为民众广泛接受不行，但是光讲共享性，不讲原创性也不行。我们要形成一种 用原创性带动共享性，以共享性培育原创性的体系。在原创性的问题上，文学理论界多 年来一直认为西方话语是强势话语，怎么创造出一种中国的话语来，一直困惑了我们百 年。实际上从王国维、鲁迅到钱钟书应该说是创造了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但我们 自己并没有认识到。同样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中国的学者认识比较深刻，但是我们并没 有把它发展下去，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创造的心理欠缺的一种表现。
    在如何树立对原创性，对文化创造、文化专利权的尊重方面获得共识也很重要。如美 国的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体”，认为当宗教衰落时，靠印刷术的流行形成一种民族 国家的观念。但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决不是这样。我们几千年不曾中断的历史写 作，我们“四书五经”这种核心经典的确定，或者是通过科举制度形成的文官考试制度 ，还有汉族和少数民族长期以来这样一种文化重于种族，在碰撞中融合的历程，充分显 示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其实是一个血与火的实践共同体。像这样的问题，范文澜先生 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研究和提出过。斯大林当时讲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产生 的一个问题，而范文澜先生却敢于提出，中华民族的问题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在当 时应该说需要很大勇气。但是现在的学者思考外来的新观念时，自己却没有建构一个开 放的、平等的对话舞台，而是采取一种完全照搬的姿态，往往不因时因地因人因研究对 象而异，那么它是否可以不经调整就适合中国?哪些地方可以借鉴，哪些地方应该超越 或扬弃?比如当前文学界关于“现代性”的问题，这在西方也没有统一的看法，那么它 是否真的适合中国?是否需要按照西方价值观论定我们自己的实践?仍需要我们作进一步 的思考。我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学者都 不能代替我们去作整体的、深层次的了解。所以不应限于标语口号上，要从深层去做“ 人心工程”。
    另外，这些问题还应加以制度化。比如“四个同等重要”，即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 学同等重要。这些理念应变成一种社会所遵循的制度，通过运转将理念变为实际。在文 化创造(哲学、社科)领域，制度问题也应作为重要问题来对待。现在的很多制度不是那 么适合。首先，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是应该考虑的。比如目前争博士点，研究机构 会议繁杂，以及很多专家为了得到相应的待遇不得不做行政工作的现象，都值得我们深 思。可否有制度来保障这些专家学者少开会，少从政，专攻于研究?记得邓小平同志曾 经说过：“科研人员应该有5/6的时间来搞科研。”但我们现在很多学者连1/6的时间都 不到。
    还有，是不是所有优秀的专家学者都适合于从政?在从事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是不是可 以不让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应对，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而让他们的学术才华充分表 现出来?这需要体制的保证。我们并不是说具体的工作单位没有实现制度改革，毕竟进 步还是很大的。但是在基本制度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全国性和通盘性的考虑，制度上缺 乏全国性的规划。
    还有一点，目前按规定，博导60岁就“一刀切”退休，经过努力才能保留几个。这样 的做法还是人事行政管理的方法。钱钟书先生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的时候，已经是72岁了 。而我们现在的副院长要45岁以下。我们不禁要思考，这个职务是学术标志还是行政级 别?我认为领导职位要根据文化工作不同的领域分类和制定，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年 轻化，搞“一刀切”。比如一些大的研究所所长，由50多岁的人来担任可能比40多岁要 好，因为他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影响，也没有过多的利害冲突，在功成名就时出来，也比 较超脱。而年轻的刚冒头，就不得不参与行政，更多是做人事关系协调，就会忽略了学 术研究。各领域规律不同，对于这种问题我们要多研究。这种分析性的思考，对文化建 设是不是会有好处?科学管理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和规律分析出来的，而不是“一刀切” 切出来的。
    我一直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文化是完全靠宣传还是学术研究?二者是相互代替 还是各有所长，互有补充?我认为二者有一致性，但是学术的话语和宣传的话语应有所 区别，更强调要建立在浑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宣传是要把现成的结论加以放大，让 更多的群众理解。但学术研究是要追求没有现成结论的东西，追求创新，其本质是追求 新领域的发现，以推动原有理念的与时俱进。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文化宣传和文化学 术创新的问题。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全民族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发展。
    如何使现代的大国在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建立有民族原创性的精神，建立民 族的文化价值系统，我觉得还要有制度上的提高。应该说这20多年，大家对我们的文化 工作敢于发表意见了，甚至是一些创造性的意见。这种气氛是很好的，但是要把这种创 造变成现实，还是要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关于公共哲学的思索

    何怀宏：近半个世纪前，美国思想家李普曼在其著作《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 1956)中谈到西方社会复兴公共哲学的必要，认为这种公共哲学在古代曾经 维系了城邦和帝国的生存和繁荣，在近代以来也曾被那些伟大的启蒙者和自然法理论家 认为是不可或缺，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而现代怀疑以致否定的精神 却已经在深深地腐蚀公共哲学的根基。

 “public”有“公共”、“公众”、“公开”等多层面的含义。后来，美国社会学家 贝尔又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中谈到“公众家庭”(public household)的含义 ，它不仅在于利益的共享，而且必须对共同利益达成某些一致的见解。从其原本的意义 上说，“公众家庭”不仅仅是一个与市场经济、家庭经济并列的社会经济部门，甚至也 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而是一种放大了的、具有某种共同信仰、观念和情感的古希腊城邦 国家。但是，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当代的“公众家庭”不像是 一个共同体，而更像是一个活动场所。那么，有什么理论作为今天的“公众家庭”的政 治哲学呢?贝尔认为至少有四个问题是这一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是与公众家庭相 应的单位是什么及其平衡原则；第二是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社会准则之间的紧张及协调； 第三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第四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如何划分。
    以上两位学者明确地提出了公共哲学的问题，当然，对公共哲学的探索并非从他们起 始。我们还可以追溯出域外许多思想者中类似的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或仅仅是一种“公共 性”的努力，尤其是在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思想家中，这一努力更早呈现和更为明显。 近代卢梭渴望着一种具有全面内容和最高信仰的“公民宗教”，而康德心目中的“公共 理性”则主要是考虑为竞争的权益首先厘定一个基本的法则。现代像罗尔斯对“重叠共 识”和哈贝马斯对“话语伦理”的探讨，比较明显地显示出康德思想的特点；而像一些 有宗教情怀的思想家，或者极端保守或激进的行动者，则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卢梭的精神 。阿伦特一方面渴望一种类似古希腊城邦的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仍然将这种 关系主要限于政治领域而不涉经济。萨利文等则使用“公共哲学”一词来批评自由主义 过于重视个人权利与国家关系而忽视社会团体纽带的倾向。总之，种种对公共哲学的探 求不一而足，内容和倾向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共识却是相当明确的：即它们都不仅承认 有寻求一种公共性的迫切的必要性，而且承认的确有这样一种公共性存在的基础或可能 性。一个充分多样性的社会，如果只是多样性而没有某种公共性，它就无法发展甚至生 存。我们还可以强调说，愈是文化多样性和价值多元化将成为“正常”乃至“正当”的 社会，愈是有必要寻求一种公共性，否则，一种缺少公共观念的多元化将慢慢消解社会 的根基。
    较晚进入“现代”的非西方社会诸民族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最近，日本东京大学校长 佐佐木毅和金泰昌共同编辑的十卷本《公共哲学》，也反映出类似的努力。而且，由于 后发民族还常常面临着一个过去传统的“公共性”较西方更急剧地崩溃或丧失的困境， 以及面对既要坚持自己的民族个性和国家利益，又要承担某种现代社会的共性的矛盾， 所以，不得不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恢复或重建一种“公共性”。
    我认为，在这样一种探求公共哲学的努力中，对公共伦理的探讨不仅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应当占据一个优先和主干的地位。不涉公共事务的哲学或可专注于本体论、认识 论、逻辑学等问题，而公共哲学则无疑要以考虑价值和规范问题为中心。而广义的、作 为某种人生哲学或实践哲学的伦理学，就包括各种价值的追求和行为规范的厘定两个方 面，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可以说包含了公共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 规范伦理学来说，伦理学则主要是对制度和个人道德规范及其理据的探讨，由于这直接 涉及到人们作为团体或个人相互之间的社会行为，理应在公共哲学中得到更优先的关注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过20世纪天翻地覆的巨变，现在又处在一个重要的社会转 型期，原有的“公共性”已被打破，新的问题和挑战又层出不穷，更是有首先建立起一 种既包含公民规范、又涵摄制度原则的公共伦理的必要。而在这方面，一百多年来，应 该说已有许多中国学者和思想者为此做出过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