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和“国企”是相对应的两个名词，所谓“国企”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是指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正如我们通常用“国有企业的厂长”来借指那些只承担收益不承担风险的人一样，我们用“国企”指代了一种现象：一是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是官员，因此总是有很多的社会应酬，而生产经营时间安排得很少，且有大量的寻租活动；二是国有企业具有什么省部级、县市级等行政级别，这与国有企业的经理就是官员相一致；三是国有企业（中国古典的国有企业）通常是计划经济的遗留物，所以服从计划指令，自身没有市场开拓能力；四是国有企业家长制严重，管理混乱，成本核算不清等等。
　　“民企”就是民营企业的简称，浙江省的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先锋，也是浙江省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大量的对民营企业的研究都是从对民营企业大加赞赏的口气，扶持匡正的态度对待中国的民营企业——应该说这在转变中国人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思想观念方面很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一味地吹捧，不考虑浙江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现在，尽管也有人指出了民营企业的一些问题，主要分为两个个层次：一是从产权角度，担心民营企业产权唯一，不利于资金融通，不利于扩大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中的家族“一股独大”问题）；二是从管理角度，主要有管理家族化严重、管理能力不强、没有发展战略或者广告过于铺天盖地等等非常细小具体的问题。尽管这些都是民营企业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和关键的。
　　笔者认为，民营企业之所以领先于国有企业并成为中国企业的佼佼者，是因为他们克服了国有企业上文所说的通病，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所以蓬勃发展起来了。然而如果我们的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后，又都带上了国有企业的毛病的话，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本文就要谈谈为什么我们的民营企业会有“国企”情结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应酬

　　现在浙江领导上北京开会有一普遍的现象：司机是某某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旁边的“主人”是某某市长、省长等。这是典型的寻租行为，也是民营企业不再专心搞生产，而是千方百计地接近官员，并千方百计地身兼官职，把本来用于生产活动的时间大量分配在社会活动上。这些原本是国有企业的现象为何出现在民营企业的身上？笔者从三个方面分析。
　　1、从心理层次上讲，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知道，一个人当他满足了低层次上的欲望以后，会试图满足高层次的欲望。而显然现在的民营企业的老板们几乎都满足了低层次的欲望，现在到了需要满足社会地位、获得社会尊重的欲望了。这当然与我们的“官”文化是一致的，即“万般皆下品，惟有官员高”的文化心理。
　　2、从社会层次上讲，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保护非常不够，有些地方出现了政府任意侵犯私人产权和人生权利的现象。因此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理性”地知道，只有获得了一官半职，或者与政府官员相勾结后，对他们的产权保护才可能稍微完整一些，于是出现了“国企”情结（——当然用官员情结更为妥当，但为了统一其他特征，用了“国企”情结一词）。
　　3、正是因为民营企业看到我们在没有与官员勾结的情况下容易被侵扰，那么自然地，一旦我们同官员勾结，我们就会和官员一样，去恣意侵扰他人的私人产权——尤其是干扰甚至赤裸裸地霸占别人的产权，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接此机会，侵占国有资源，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例如海南曾经为民间“反腐”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何海生先生的亲生经历所揭示的，他的公司一夜之间被篡改到别人门下，如此大胆且如此简单的侵犯产权行为居然法院还纠缠不清，原于我们的法院系统整个崩溃了。

　　二、民营企业定级别？

　　浙江省有些大型的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曾经为自己企业定为省部级或市县级而奔走呼号过很长时间，但是由于上面态度坚决，所以只好作罢。于是将自己的企业改为董事局，自任主席。这些虽然是企业治理的问题，但是细想起来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他们除了这条路以外，有很多方法：
　　1、招聘卸任的高级官员到民营企业任职。例如曾经温州市市长在某次会议上对退下来的中央高级官员公开发出邀请，希望到浙江民营企业任职，即官员与企业家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