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各地政府做了极大努力（免收借读费；设立或指定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全日制公立学校、对贫困生实行“三免费”）的情况下，“据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管理通知透露，目前全市流动人口少年儿童近37万人，其中62％以上在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全市有未经批准的打工子弟学校239所，在校学生95092人。”在上海、广州、昆明等城市，都存在着约40％的流动儿童就读于简易民工子弟学校的情况。一方面，是弱势群体的孩子没书读，或者进入条件较差、根本不能保证教学质量的学校读书；一方面，却要对本身已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办学校孩子——主要是本地孩子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本身就进一步加剧了身在城市的适龄儿童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现象。我们的政策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考虑到和弥补这一点。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在未解决好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之前，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依靠自身财力实现免费义务教育时机尚未成熟，这既是各地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也是教育公平理念的要求。

    二、政策的示范性效应

    一项政策的可行性分析，不仅要分析它在经济上、技术上的可行性，更要分析政治上的可行性，这三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一项政策的实施或是一项措施的采取，我们必须考虑它引起的社会反响以及其示范效应。比如：假如上海率先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那么其它条件类似于上海的城市和省会，北京、天津、广州、深圳或其它富裕城市是否也应该实行呢？因为经济发展和人口下降，尤其是学龄儿童在未来几十年内的减少，几乎是大势所趋，非独上海如此。如果这些经济基础好的大城市实施了免费义务教育，中小城市和县城怎么办呢？在教育资源向大城市倾斜、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教育水平实际已远远高出其它地区的现状下，为了教育公平，中小城市、县城更应该实行，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实行全面的免费义务教育。这一点，目前，我们国家似乎还不能做到。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我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推进进程，大致需要5年的时间。“中央的政策是基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均衡，从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开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以后再向城市推进，这是十分正确的。”这些都说明，在城市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还需要一定时日。

    三、改变政策的现实需要与可行性

    以上海为例。笔者认为，上海义务教育没有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其一，据一项民意调查及其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市民对义务教育收费现状并没有心理上的认同，但对目前状况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人接近半数；其二，从政府要为社会提供公平和公共政策应该首先考虑解决更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以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要求出发，大量的无学可读或者虽入了公办学校而遭受种种不公平待遇的民工和流动人口的子女入学问题更为需要解决；其三，就大环境而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有更多的社会办学力量可开发、利用，相对于贫困地区仅仅能依靠政府有限的投入来办学而言，它们有更优越的条件来发展社会力量办学，实现多渠道办教育。在义务教育领域，上海市目前应该考虑解决的是事关公平和稳定大局的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而不是尚没有强烈政策需求的免费义务教育问题。而当前这些地区已经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的事实只能是反映了政府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重视不够，仍没有上升到事关城市未来发展的高度，反映了城市政府未把流动儿童和本地户籍儿童一视同仁的思维视角。

    笔者认为，当前阶段城市暂时不宜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在合适的时机应该考虑这一问题。正如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今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新闻出版组分组讨论时所说：“要在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基础上，适时考虑逐步推进城市义务教育免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