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战后，美国学校德育经历了一个衰落与复兴的曲折历程。本文试图分析这一变化，从这一演变中揭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以期对我国学校德育的开展带来启发和借鉴。

    关键词：美国；德育；嬗变

    在美国，传统的以美德为中心的德育在20世纪初受到了进步主义者前所未有的挑战。双方在经过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烈争论后，于四、五十年代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解。就在德育即将在美国学校教育中获得一个牢固的位置时，新的力量开始冲击它。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挑战是微弱的、间接的，几乎没被教育工作者注意；但到60年代，多种因素对德育的地位进行了挑战，德育在全国的学校中大规模的衰退。有的学校很快地对道德问题取了中立态度，有的则变得全然冷漠。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都以一种屈服的、遗憾的态度对此作出反应。仅有少数美国人在60年代中期警觉到这一变化，他们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复兴学校德育，德育从此进入了复兴期。

    一、学校德育的衰落(1945—1965)

    （一）早期的缓慢衰落

    美国的学校德育从四、五十年代开始衰落。这时的美国人日益重视教育的认知领域，强调高水平的学术和认知技能，而把德育放置一边。例如，许多上层社会的美国人要求通过艰难科目的学习促进智力的发展；中产阶级的父母试图寻求一种能给孩子升入名牌大学的机会的学校；即使是那些曾以塑造品格能力为荣的教育者，现在也较注重学生学术性向测验的成绩。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而多样，但其中有三种因素对这一现象的产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反共产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导致学校德育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美国人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民主”的和宗教的未来的担心而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他们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对立起来，认为共产主义是“民主”的敌人，而“民主”的获得不是靠个人的道德自律，它靠的是“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因此，为了抵制共产主义国家以捍卫“民主”和“自由”，学校把较多的时间花在学术性主题上而不是象道德这样的“软”领域，学校中的德育让位于科学技术教育。

    2.美国人对高水平的技术和科学技能（尤其是与电子、物理、医学有关的技能）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是导致学校德育衰落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技能对一个人的成就所起的作用要比德行大得多。因此，他们要求学校给智力的发展以更大的重视。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职业对职员的受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渴望进入大学受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因素都要求学校对此作出反应。学校开始削减品格教育所提供的那些“软”课程和活动，把资源移向大学的预备项目，即使是在曾经能够安全地进行品格教育的公民课和社会研究课上，学校为了能教给学生成为超然的、专业的社会科学家所需要的技能，也巧妙地降低了既定的公民训练的重要性。

    3.美国人在个人和公共领域划分的界限日益明显，是致使学校德育衰落的第三个因素。战前的美国人在个人和公共领域就已划分了界限，他们要求为每一领域建立不同的行为规范。战后的美国人更加强调这一点，他们把宗教和道德看成个人的事情，把这一责任交给家庭和教堂而非学校。一种强调在儿童6岁前进行家庭德育重要性的新的心理学理论的出现，强化了这一趋势，使得人们更加强调家庭德育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学校在德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因素促使当时的家长对他们传输价值观的能力更加坚信，他们越来越害怕失掉他们在个人道德领域的特权，这使得他们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有可能对学校德育提出批评。

    4.五十年代学校德育的衰落是缓慢的、不均衡的。这种衰落并不是由对德育的一致的攻击所致，而是由教育优先考虑事项的逐渐变化所致。那些在这些年来忽视品格问题的人，很少是由于轻视德育，更多地则是出于为单纯的认知发展寻求更多时间的需要。

    （二）黯然失色的德育：60年代的剧烈衰退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校德育的衰退变得快速且有目的性。以前的教育者仅是忽略德育，现在则开始认为在德育中和德育本身均存在着问题；德育在学校中难以进行，它几乎成了争议的源泉。教师和行政官员还面临着其他难解问题，致使他们乐于逃离德育的任务，把品格发展的责任返还给家庭和教堂。

    使德育在公立学校中举步维艰的因素，首先是许多社会的和文化的大变动。制止种族歧视的努力、不得人心的战争的开展、文化多元化的加剧、扩展可接受的个人行为范围的日益增长的要求，所有这些都削弱了学校进行道德教育的义务。推进种族平等的努力和越南战争问题的争论尤其造成不和，使得这个时代的人际关系脆弱易爆。随着对日益加剧的种族、民族、阶级的分离的深度怀疑，美国人对其发现共同基础的能力失掉信心。逐渐地，他们通过接受差异和鼓励容忍来维持易碎的和平。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文化相对主义提升为首要的社会价值观，他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有较大的选择权，任何限制选择权和仲裁差异的机构将有使紧张、甚至是易爆的社会更恶化的危险。其次是国内自由意志论者的影响。他们对所有的既定权威产生广泛的怀疑。一群激进的社会批评家对学校进行了苛刻的评价，他们把学校描述成压制创造性和实行一致性的权威机构。他们要求限制学校在社会化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在道德和价值观领域，以给年轻人更多的自由。例如，教育家(Bereiter)贝特雷认为公立学校应仅传授技巧，把德育的任务留给家庭、教堂和学生自己。他指出，在个性和价值观领域的教育从来没有脱离集权主义的强加，公立学校闯入象价值观这样的个人问题，与混淆教堂和政府一样危险。

    学校为了寻求一个和谐的环境，尽量避免有争议的道德问题，并且把容忍提升为学校的首要价值观。在这种氛围下，许多教师放弃了他们的道德权威，其职能只剩下了一个技师的角色，他们把自己的作用局限于向学生传授信息和技能，而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培养学生品格的职责开始减弱。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这期间德育在国家公立学校中的地位达到历史的最低点。

    二、学校德育的复兴(1965—现在）

    60年代中期，美国以加强智力和技术训练为核心的教育运动走进了死胡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风气趋于败坏，各种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对越战运动等此起彼伏。尤其是60年代席卷欧美、矛头直接指向传统价值的学生风潮更使朝野上下大为震惊。人们对社会道德的约束功能和人类品格弱点的担忧日益加剧，要求学校加强德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德育重新证明了自身在学校中存在的必要性，开始了它的重振与复兴历程。

    有许多美国人为学校德育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为之努力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德育发展新的方法；另一种是对传统的以美德为中心的品格教育的维护和恢复。

    （一）全新的方案

    在进行德育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发现，传统的以美德为中心的德育是不完善的，它甚至对个人自由形成了一种威胁。于是，他们尝试创造全新的方案来进行德育。在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之间，有三种德育流派对美国学校德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价值观澄清学派、认知发展学派和强调关怀伦理的体谅关心学派。虽然他们都提出了鲜明的德育主张，但他们的德育理论却呈现出了许多共同的特点：

    1.反对传统的道德灌输

    价值观澄清学派的支持者认为，任何强制和灌输的方法都不可能把某种价值体系内化为受教育者自己的信念。教育者应给受教育者充分的自由选择机会和权力，让自己处于提供暗示或给予诱导的地位；认知学派的支持者也提出，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他们普遍认为，灌输从根本上降低或消弱了道德发展所必需的理智能力和自主意识，因此是不足取的，学校德育应是一种无灌输的德育。

    他们对道德灌输的批判和要求建立一种无灌输的德育的主张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体现了对行为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尊重，有利于学生推理、判断能力的发展和自主意识的形成。但是，单纯反对灌输同时也会带来许多问题。从理论上讲，道德是由一系列文化规则组成的规范系统，完全排斥规则传授的德育实际上是一种无道德的德育；从实践上讲，反对灌输容易走上自由放任主义的道路。因此对灌输这一问题应采取科学的态度，不应简单的全盘肯定或否定。

    2.推崇认知主义

    这三种德育理论大都以认知为定向，强调认知在道德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道德认知能力主要包括道德判断、推理和选择能力。认知发展学派对道德发展认知维度尤其信奉，把道德认知能力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其代表人物柯尔伯格曾指出，如果道德行为只有一个要素，那么道德认知是所发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或最有影响力的要素。价值澄清学派、女权主义的关怀学派虽较之上述理论更注重情感因素，但是他们也同样把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重要任务。

    注重道德认知能力的培养，并把学生的智力活动引入道德教育中，是这些道德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过分地夸大认知的作用而忽视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等因素的道德价值。因为，道德认知和道德推理仅是道德的一部分，并非德育的全部。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受教育者行为的改善，而不是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断能力的改善，否则就会培养出“空头的政治家”和“道德的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