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又是深秋流初寒的天府之国，仍融流着浓浓的春意。一群曾经用青春托起世纪之梦的写作研究者们，接受了寨沟绿水青山的洗礼，经历了大黄山千年冰封的严峻，穿过都江堰的历史性喧哗，又聚集在这里--天府蓉城。十多年的岁月腐蚀，许许皱纹脸上，亮丽着的那一颗颗更加年青的心--再次碰撞在了一起，生命与智慧的光火，把一度沉寂的写作学术天地重新照了个通亮：在孤独中诞生，在压抑中成长的写作学科之舰，又将开始重振旗鼓，较正方向，向未来远航。然而，写作哲学的大海，能为这艘历经磨难的年青航舰提供畅通无阻的海面吗？
面对此，可能不再需要年青的狂热，而应该去寻求一种相对成熟的冷静！

寻找结论是为了更清醒的探讨原因
在人文学术的殿堂里，是没有写作学的。写作学的这种没有立足之地而又不得不存在下去的尴尬，在于它自身没有"学"和"问"。
当我们一触及到这一十分敏感的问题时，也就不得不去认真而严肃的思考和反省这样一个问题：即写作学到底有无"学"与"问"？
从理论上讲，写作学是应该有学问的，而且这种学问还是特别的博大精神深！
因为写作学是研究人类写作的创造性生成问题的学问。而写作的问题又是那样的普遍，那样的富有创造性，那样的具有深广的人性美丽！如果我们不持一种盲目的浅薄的话，可以说，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文明都融进了写作的特别功劳：人类的文化精神和文明创造都体现了写作的无穷魅力--文学创作通过写作，科学研究离不开写作，国家管理、社会治理、领域性工作等等，是绝对不可能没有写作的参与其中，就连日常生活也无处不需要写作的帮助，哪怕就是谈情说爱也需要以写作为其表达美好情感和真诚的爱意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比较客观的来看，写作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间生活能够创造性表达自我的思考、探索问题的有力武器，是人间能够相互沟通、融融生存的重要方式，是创造人性美丽的基本手段。对如此具有人情味、人性味和创造性色彩的写作行为与现象的研究的学问--写作学，它绝不可能没有学问！恰恰相反，它是人间最了不起的、最博大精深的学问！
因为，从根本上讲，写作学应该是人学--是有关于人的心灵学和表达学，或者说是有关于人的心灵表达学。而有关于人的心灵的创造性生成和有关于人的心灵的美丽表达的学问--都不博大精深，世上还有哪一门学问算得上是博大精深呢？所以，学术界的"家"们以至于还来不及成为"家"的人们，认为写作无学，甚至于瞧不起写作学，鄙夷和嘲笑写作学，不愿意正视写作学的研究等等的行为与态度，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门户"的"偏见"，但就其实质上讲，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对人的无知，对人类创造行为的人本精神的无知。
理想的激情并不等于实践的成就。从这样一种较为客观的立场来看中国当代写作学的实际的建设探索，到底有无"学"与"问"呢？
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冷静地回顾写作学的当代建设史，不仅其有学问和成就，而且学问与成就斐然！
自1985年写作学诞生以来，从刘锡庆先生的"双重转化"到朱伯石先生的"三级飞跃"，再到金长民、林可夫的"三重转化"，可以说完成了写作的静态规律研究的奠基性工作。尔后，在此基础上，写作学的探索进入到了写作的动态规律的揭示，从颜纯钧先生的"写作行为"到马正平先生的"写作过程"，写作学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写作学的学问从此获得了一种动态规律的奠基。正是这种有关于写作秘密的静态规律和动态规律的整体性奠基，才迎来了写作学界对写作的文化本质和人性规律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这一探索方向和这一探索成果，所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已经是大大的超过写作学本身--而具有了人文科学的整体性质。写作学对写作的文化本质和人性规律的探索：首先从王东成先生和陈果安先生的"人本主义写作学"、"写作主体论"开始，到颜纯钧的"写作准备状态"，再到马正平先生的"写作文化"以及后来由他提出并致力于探讨的"写作文化学"，以及由陈果安先生提出"写作的大技巧"到后来马正先生对写作大技巧的潜心研究，写作学研究终于迈出了狭隘的、浅表的探讨写作规律的思维模式，而初步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学思维蓝图的描绘。这方面的最杰出的理论成果是马正平先生的五卷本《写的智慧》(1995年版)。
与此同时，对人类写作的生态规律和人性动力的探索也紧密鼓的登台，这一标志就是林可夫先生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写作哲学"，紧接着王东成先生和阿果安先生率先出了"人本主义写作学"，从宏观上开辟了写作研究应以"人为本体"、以"写作主体的精神、心灵、情感建构为方向"的道路；随后，马正平先生通过对写作文化的研究而进入到对人类"写作秩序"的哲学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