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拥有七千年以上历史的韩国农业不仅影响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而且也影响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韩国传统农业为人们提供了食物、健康和与环境友好相处的生活方式。随着眼2004年稻米市场的开放，这个国家的农业危机将更加严重。数年前由于大众趋于照搬西方的农业道路并且忽视了传统和环境方面的因素，韩国的农业陷入了困境。


[关键词]




The Significance of Korean Agriculture, Its Value and Prospective


Abstract：Korean agriculture which has a history of over 7,000 years has greatly influenced not only o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but on the people’s lives and culture. Korea’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has provided its population with food, health and an environment-friendly way of living. While the crisis in the nation’s agricultural industry will become worse with the opening of its rice market in 2004, the hardship in the nation began years ago with the popular trend to copy the western way of farming and ignore the tradi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What is serious is that the impact from these does not end with local farmers, as abandoning Korean agriculture is to go far beyond the industry itself in the future. The new agricultural policies adopted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WTO have caused the combined farming based on harmony between paddies and dry fields to virtually disappear: Soil fertility has also fallen. While there is a surplus in rice production, the economy is dependent on imports for beans and wheat. Concerns are being raised about wheat flour mixed with chemicals and genetically modified beans. The national self-sufficiency in grains has plummeted, whereas none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s yet to be realized. Tru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an be obtained only when we evaluate the situation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The demand for a uniform adoption of western farming practices without giving due consideration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cultures" is far from wise. Nevertheless, the New Round negotiations scheduled to start this year attempt to think of agriculture as a quantitative product. In this regard, we must strive to restore 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friendly viewpoint of Korea’s agriculture. Each unique tradition of farming must be respected as intangible assets. All those concerned nee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valuate what the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to the agriculture’s intrinsic values, and whether the merits of diversity and safety can be maintained in the matter of agriculture. The glob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but consideration must be also given to the biodiversity in individual regions. In conclusion, it is crucial that the future of Korean agriculture should not be decided only by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lest we should endanger the health and prosperity of our nation. 

Key words：Korean agriculture, environment-friendly agriculture, a uniform adoption of western farming practices, the glob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diversity and safety .





1.绪论



众所周知，韩国的农业危机是由“乌拉圭Round”这一国际性的协商所导致的结果。现在，让我们认真回顾加入WTO十年以来的农业历程，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韩国农业究竟是什么？’。为此，我们在研究韩国农业及其发展史的时候，都要用世界史的视角去认识和评价。这样的自我确认过程，才能使我们克服将农业视为‘过去的产业’的不负责任的单纯认识，挖掘出韩国农业所蕴含的生态农业的特性。

随着开放的热潮，传统的农业作用论已变得陈旧。因为在持续的危机当中，其功能主义的作用已经不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来势迅猛的农业开放热潮中，对农业的传统性质的期待已日益淡化。然而，在这期间，大多数的国民不顾粮食自给率低下的事实，无视农业存在的意义，而且，就连农业具有的无限的公益性也逐渐地被国民所忘却。其结果是：除了开放的步伐有所放慢的“大米”还有点儿剩余之外，麦子、大豆之类就要依靠进口了。抛弃复合耕种，片面地追求单作化和专业化导致了土质衰退，除草剂、杀虫剂的滥用威胁着国民的健康。因此，探索和研究世界粮食危机的对策和生态农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那么，乌拉圭Round协商，真的像他们所打出的‘同等竞技条件’的招牌那样自由平等吗？倒是WTO所提倡的‘无一例外的关税化’，‘对农家补助的生产—价格不连接原则’等才是以‘经济相对优势’这把尺子来衡量农业价值的司空见惯的做法。进而，今年开始的New round协商更是令人失望。因为它忽视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其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世界化对世界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可是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出现对世界化的抵触现象？是因为少数富裕国家所拨出的巨额补助金导致的慢性的过剩生产，使全世界的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促使贫穷国家的小农们被驱逐出农村？为此，对包括农业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追求自由贸易的WTO的世界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另一方面，由Liebig(1803~1873)倡导的一个克服化学农业的副作用，保护自然生态界的全新的生态农业思想已成为世界的趋势。即将来临的石油资源的枯竭也证实，廉价的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大规模的机械化和化学农业所面临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放眼掌握在发达国家粮食资本家的粮食问题的现状，建立生态农业来保护生态界和国民的健康已迫在眉睫。那么，保护生态界，旨在恢复人性的这一全新的农业哲学应该如何去实现呢？[1]笔者认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从外部引进，而是应该从恢复韩国农业的本质的过程中寻求答案。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笔者想重点明确韩国农业在世界农业当中的特性。自古以来，韩国农业一直保持着适宜于风土的复合耕种，而这就是生态农业的本质要求。韩国农业是韩国所处自然环境的产物，而且只有适宜环境的农业才能得以生存下去。因此，未来的农业发展方向也应该从我国农业的传统中去寻找。因此，将韩国农业所走过的历程与世界农业进行比较时，才能真正地展望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韩国农业的发展。一度成为‘过去的产业’的农业，在面临当今的环境危机时，正逐渐成为‘未来的产业’。



2.韩国农业的起源



人类自从出现在地球上，就为了从大自然中保护自己，坚持了与其他任何生物体都不同的独特的个体保护方式。为保存生物的永续性，人类所做出的努力主要是因生态环境的差异而多种多样。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知，一个民族的农业发展过程其实是生态环境和与此相对应的农耕文化互相结合的结果。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经过青铜时代发展到初期的铁器时代的农业发展过程，就是围绕人类,社会组织和农业所进行的连续的技术革新过程。在韩国，按考古学划分的时代，一般为旧石器时期（1万年前），新石器时期（5000~1,500BC），青铜器时期（1,500~300BC），初期铁器时代（300BC~0AD），原三国时期（0~300AD），三国时期（300~668AD）。旧石器时期是人类最初开始制作工具的时代，其代表遗迹为祥原郡黑(Sangwen black moru)遗址（大约40~60万年前），在那里挖掘出了动物的骨头。在定居农业开始以后，这样的生存经济也并存了许久。

在韩国，农业是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出现的，而且只局限在局部地区。与世界上农业出现时间最早的中东地区相比大约晚了5000年，但与其它一些临近国家相比还算是比较早的。与原始的生存经济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农业的最初出现可能是在公元前5~4000年的时候。因为在咸镜北道现罗津先锋市屈浦里的新石器遗迹中发现了最初用于磨粮食用的‘磨石’和多种类型的镐锄。

到了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当时栽培的‘炭化谷物’被最新发现，而且当时还出现了出土了‘锄（Homi）’、‘锹’、‘耜(犁头,Boseop)’、‘镰刀’等农具和用于磨农具的‘磨石’等各种农用工具。[2] (P7)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北地区（黄海道智塔里,弓山里）的遗址中发现的‘镐锤锄(用来打碎土块的一種农具)’之类的工具。它是与‘磨石’之类的农具一同被发现的。这样的事实证明，韩国的最初的农业是用‘镐锤锄’挖翻肥沃的冲积土，种植谷子和稗子等杂粮的方式展开起来的。由初期的锄头农耕法进而发展成较为先进的耜农耕法，到了初期铁器时代，原三国时期时发展成为基于灌溉的犁农耕法。

在韩国初期的农耕文化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其种植农作物起初以谷、稗子等杂粮作为主要农作物，之后逐渐变得丰富多样，包括了稻子、大豆、红豆、高粱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直认为稻子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但是最近在忠北清原郡小鲁里的土碳层发现的稻种子，对此提出了异议。对其进行的碳素年代测试显示，它是大约1万3千~1万4千年前的遗物，其DNA分析结果又表明，它们是具有种植稻和野生稻的特性的多种类型的稻子。小鲁里的稻子向我们展示了韩国的稻田农业很可能跟中国一样，也是自生的（而非从外部传来的）。

‘金浦’,‘一山’等地的事例告诉我们稻子栽培的大量普及大约是在大约新石器时代，即BC3000~2500年的时候。在该地区种植的作物除稻子之外还有其它农作物。约在BC1300年的时候，平壤南京遗址中也发现了多种类型的炭化谷物。除此之外，初期的稻栽培农业的遗址还有数十处。在此不仅有被炭化的米，土器表面的稻种印痕等直接的证据, 也有象半用形石刀, 有沟石斧等间接的资料。这样的稻栽培农业沿着西海岸，一直传播到南方。从单粒型(Japonica type)稻种的分布来看，当时还传到了日本。其理由是韩国的稻栽培农业的起源比日本要早，日本和韩国种植的稻子也是同一种类的。另外还有当时人口流动的路径，也能说明这一点。[3](PP29-32)

另一方面，韩国的青铜时代的上限，最近又提前到BC15世纪[1] ，其证据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欣岩里的遗址。当时的农业已经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例如1）土碳层周边地带的农业，2）沙质冲积地带的旱田农业，3）丘陵下面地带的水田和旱田农业等等。当时的稻子品种也是多样的[2] 。农具有贝韧，单韧斧子类最为多见。耜是用来挖土用的工具，当时还有精米粮食用的磨石。

综上所述，我们的生存经济中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具有连续性，经过作物的驯化(domestication)—栽培(cultivation)—栽培的大规模化—集约式农耕(agriculture)—农耕文化的建立等一系列的过程，随着人口的增加进行了扩大再生产。尤其是到了集约式农耕的阶段，在很多方面都起了很多变化，例如农业技术的发明和普及，土地和生产工具的集约利用(intensification)，陶器的广泛利用，烹饪工具的变化，粮食储藏时间的长期化，劳动力编制的变化，部落和社会组织的变化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作物的不断多样化，在骊州欣岩里遗址出土了米，麦，谷子，高粱等，还有‘旱田稻’。把全国范围内的事例汇总起来看，当时的作物还有米，麦，黍子，芝麻，荏胡麻，麻等[3] 。

如上所述，韩国的旧石器时代的生存经济到了新石器时代就发展成以杂粮为中心的火田式的锄农法。这意味着最初的定居农业的出现。这样的锄农法一直延续至稻栽培农业较为普及的青铜时代，接着又发展成耜农法。而到了铁器时代的初期和原三国时代，开始利用了灌溉设施和借牛的力气拉犁的‘犁农法’。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起源与世界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和米为中心发展的。毋庸置疑，这是我国国土所处的自然环境使然。





3.世界上的农业地区和其发展过程



3-1世界上的农业地区



与其它任何产业相比，农业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产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无论如何巧妙，也不能改变自然本身。对农业影响最大的自然环境因素是气温、降雨量和湿度，这些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的农业类型和其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因素。法国的气候学家德马而顿(De Martonne, Emmanuel, 1873~1955)，于1926年提出了“干燥指数”概念，将其成功的解释为一个算式。他提出的公式为I=P/（T+10）。其中 P为一定期间内的降水量的合计（用mm表示），T为相同期间内的平均气温（用摄氏度来表示）。

利用该公式计算得出的年平均干燥指数 I 〉20为湿润地带，I〈 20为干旱地带，I〈 10为只靠天然降水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沙漠地带。但有些地区又有点特殊，例如地中海沿岸的降水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冬季，而夏季几乎没有降水，为此又计算了夏季（6月~8月）的干燥指数，即夏指数。夏指数为5以下的地区为降水集中在冬季的冬雨地带。这样的地带，夏季的农业是非常困难的。用一年的干燥指数20和夏指数5为基准的“饭沼二郎”方法论来区分世界农业，可将其分成4大类[4]( PP25~29)。

首先，世界农业的第一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为20以下，夏指数为5以下的西南亚地区和地中海的南岸地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东地区，该地区的年降水量不足400mm，而且降水又都集中在冬季，是非常特殊的干燥地带。该地区若要进行农业生产，必须采用轮作保水法来防止土地中水分的蒸发。在该地区，一般在10月份播种麦子，用冬季的雨水栽培的两季式（休闲+麦）农法较普遍，而此外的沙漠地区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

其次，第二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超过20，夏指数不及5的冬雨地带，即地中海北岸地区和苏联的南部地区。包括内陆地区在内，这个地带形成了先种植大麦后再进行放羊等畜牧业的‘二季式’农业。而在希腊至西班牙的南欧低丘陵地区则种植葡萄，橄榄等；畜牧业以放羊为主。另外，在南欧地区，城市的近郊或能进行河川灌溉的地区，开展了发达的灌溉农业。

第三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小于20，夏指数大于5的特殊地带，例如印度的Punjab地区和中国的华北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属于年降雨量不到200mm的干旱地带，但是年降水的3分之2又集中在夏季。该地区的夏季农作物是杂粮，冬季农作物是大麦等。这些地区为了防止土壤中水分的流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耕保水’的农作方法。而一方面，中国的华北地区一年2熟结束之后，将犁完的土壤覆盖起来，以免土壤中的水分流失。这些地区的农业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以保水为目的，选择了中耕农业。

最后，第四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大于20，夏指数大于5的夏雨地带，也是湿润地带。北欧地区，东亚地区为其典型。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北欧地区利用夏季的降水，一直保持着‘３圃式’农业。该地区原来与南欧地区不同，是以夏季农业为主，但由于土质差和冬季寒冷的气候的原因，种植期间内的除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种植过的土地必须闲置2年后再进行除草的‘三圃式’农法定位在该地区。而在韩国，中国南部和日本等高温高湿度的东亚地区，如果不进行积极的除草活动，就很难有收获了。东亚的这种“中耕除草”技术传播到北欧‘三圃式’农业地带，使该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农业革命。总之，东亚的农业特征可以说是‘重点放在了以除草为目的的中耕除草上’了。



3-2 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



我们用干燥指数所观察到的世界农业的不同都是为了克服各自所处的独特的农业环境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使然，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些环境因素可以将农业分为“干旱地带的农业”和“湿润地带的农业”2大类，从其农业特点来看，若将前者称之为‘保水农业’，后者则应为‘除草农业’了。而世界农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由“干旱地带的保水农业”发展成为“湿润地带的除草农业”。这是因为通过灌溉可以很大程度的改变农业环境的技术与人类共同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以地力的恢复和除草为目的的闲置土地的‘休闲农业’逐渐发展成为无休闲的‘中耕农业’。尤其是一直保持着‘三圃式’农业传统的北欧地区的农业革命，就是反映这种发展变化的典型事例了。这种世界性农业发展过程在各国的农业环境和历史中表现得更为具体。为了克服各自所处地区的制约条件虽然都做出了不断的努力，但是各个国家的农业仍然还是处于固有的环境之中。

举一个事例，在美国Sacramento地区，灌溉干旱的土地进行的稻子栽培，虽然因受到自由贸易的恩惠不断地扩大其种植面积，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水源不足和污染问题。借助于科学的力量可以克服多种制约扩大种植面积，但是其昂贵的生产费只能分摊给那些进口粮食的国家了。在韩国，为了普及产量高却不适宜风土环境的新品种（统一稻），付出了很大努力，也获得过一时的成功，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韩国的这种经验也在提醒我们环境的重要性。

旨在“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的世界的农业发展，都只有在各自所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因为农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其它任何产业都大。其实“可持续发展农业”这一新的农业目标，说白了也就是反省以科学技术为先导无视农业环境的过去农业，用适宜于环境的农业取而代之。从这一点来看，一方面留意于世界史的趋势，同时去寻求最适合自我环境的、谋求富有个性的发展道路时，世界农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4.西方农业和亚洲农业



世界上多种多样的农业当中，韩国的传统农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韩国农业也能像西方农业那样实行规模扩大化，并且能获得成功吗？这样的疑问只有在仔细理解世界农业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才能找出答案。为此，让我们先去粗略地了解一下西方农业的发展过程吧。

大约在一万年前，以西南亚为发祥地的西方农业的出发点是以大麦农业为主的‘2圃式’农业。这种初期的干旱地农作法在罗马时代传播到北欧地区，发展成‘3圃式’农业。三年休闲式的农业，这种制度后来成为西方农业长期以来的传统。闲置期的土地用来放牧牲畜，牲畜的粪便又成为极佳的肥料。但是，原来的以除草为目的而闲置的土地逐渐用于牧草地，遇到了产业革命引发的农产品需求的爆发性增长，终于实现了完全脱离休闲的农业方法。像这样，在闲置期的土地上，种植饲料作物来进行牧业的Norfolk 农业的出现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Enclosure运动又把原来为放牧牲畜而划分成小规模的土地结合起来，使大规模耕种的出现变得可能。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促成了‘农业革命’。

此后，以‘休闲’和“除草”形式出发的西方农业，克服了其制约条件，将大麦农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发展方向为实现规模扩大化。能最好地反映这种发展趋势的就是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农业。他们以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为先导，成功的实现了规模的扩大化，并在此基础上，用强大的劳动力作为武器，使美国成为操纵全世界的强国。从西南亚干旱地区发源起来的西方农业的近代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克服休闲，通过机械化实现的大量生产上。更具特点的是，在干燥地区以麦为主要农作物的西方农业，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性的机械化手段，而不是用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规模扩大化的趋势，通过单作化，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为此，大量使用了石油化学的产物—杀虫剂、杀菌剂、[5]8除草剂等化学农药。凭借强大的生产力，1864年试图开放农产品市场的英国的第一次尝试）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最近又被美国的‘乌拉圭Round’协商，强行地实行起来了。

另外，亚洲农业的源头在中国的古代农业。中国华北地区以杂粮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干旱地带农业，本来就具有“中耕保水”的特征。这种农业传到较湿润的东亚地区时，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复合耕种。但是贯穿这种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共同因素就是稻子农业，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同用于干旱地带的中国的犁，传到东亚湿润地带一样，华北的中耕农业传统也发展成中耕除草农业了。东亚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是：用集约型劳动投入来耕种极其有限的土地，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也就是说扎根于劳动集约型的亚洲农业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与西方农业是不同的。不同的原因有：由于高温多湿的气候一开始就要求他们战胜杂草，才能获得收获的亚洲农业，扩大其规模是十分困难的。并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子，其单位面积的人口抚养能力，大大超过西方农业的主作物—麦。

但是不少美国人或在美国学过农学的人们常常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东亚地区集约型劳动是因为耕地面积小，农业规模小。但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规模小才集约投入劳动力，而是用那特殊的集约型劳动才能守住农业本身，所以无法把规模扩大到1ha(一公顷)以上。现行的WTO政策正处于用西方农业的观点来认识亚洲农业的矛盾状态。被那些每户拥有180ha的超大规模的美国的生产力所威慑的东亚政府，认为生产力低，是耕种规模小的原因。

因此，一味地强制要求农民们扩大规模。为了规模化，机械化和单作化，巨额的农业补助金被投入到农业。如此一来，原来的复合耕种模式就完全被打破了。

由此浮出一个问题是：湿润地区的原来以中耕除草为起点的亚洲农业，从此也要走像西方那样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的道路吗？为了对应WTO的农产品自由贸易主义政策，亚洲各国所采取的农业政策又如何呢？不幸的是“耕地规模扩大化”，“专业农业人员的培养”，“食品消费结构的转换”等政策，只能反映那些想推进农业发展的人们心中所藏的面对西方农业的刻骨铭心的自卑感。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只有在客观认识历史的发展和自己所处的坐标时，才能得以提高。忽视原来的环境和出发点的不一致性，无条件地要求进行规模经济的‘憧憬西方政策’，才是其误区所在。从这一点来看，从生态农业的角度，找回韩国农业的真面目并非是件轻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