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在西方有“历史之父”之称。——译注。


第一， 自从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北方的森林构成一直没有什么改变。即使有的话，也不具有实际意义，并且落叶树总是在数量上超过针叶树。

第二，通过考证《诗经》中提到的乔木和灌木的产地，可以发现这些植物实际上局限于山区、丘陵、坡地和河边。也就是说，撇开不均衡的季节性雨量分布和夏季的大量蒸发不讲，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区看来一直不能为木本植物的生长保持足够的水份。中国地质调查的创始人丁文江在对格莱尼特(Marcel Granet)《La Civilisation Chinoise》一书的著名评论中指出，该书关于黄土高原上散布着草木丛生的沼泽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并且值得引用以作为对一些论述中国原始环境的著作的纠正：

“现在所有的地质学家都认为黄土高原从来就没有森林形成。…水线是如此之低， 甚至今天在黄土高原种树仍需在幼树期灌溉直到根部扎得足够深。…山坡上有过森林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黄土高原一直是一个半干旱草原。就是今天的沼泽虽然在冲积平原上，但是格莱尼特教授所说的沼泽大多位于黄土地区，”（139）

对于丁的观点，我仅有的修正是在陕西的渭河流域甚至今天也有沼泽存在，这是因为独特的自然地理因素引起的排水不畅造成的（36）。尽管气候并不湿润，在排水不畅的低洼地还是有许多沼泽和泥炭沼泽形成，其中有些据知形成于史前时代晚期和有史时代早期。

第三，《诗经》中提到的蒿属植物达10种之多，在《诗经》记载的各类植物中遥遥领先。蒿属在黄土地区的优势同《诗经》中的记载决不是巧合。从各类植物在《诗经》里出现的频率看，蒿属仅次于桑(mulberry，19—20次)、黍(Panicum miliaceum，载15首诗)和稷(载12首诗)。鉴于谷子是古代中国人最重要的口粮，而桑树对养蚕业至为重要，商、周时代曾在中国北方广为种植。蒿属在《诗经》中如此受到重视明确无误地表明黄土地区是一个半干旱草原。

第四，《诗经》中只提到藜科(Chenopodiaceae)两次。结合其它古书的记载，表明藜科植物在黄土地区普遍生长。除非藜科植物确为某地区特产，否则对现代学者说来，将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周代(如果不是更早)休闲地一般称为莱，处女地称为“草莱”(12）。著名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地层剖面孢粉分析也证实了古书中关于藜科记载的准确性。在2．8米深仰韶文化层中发现的278粒孢粉中，木本植物仅占40粒，而藜科和蒿属分别占到141和38粒（6）。

中国古书所表明的黄土地区古代植物的主要特征，同近年来的古生物学研究完全一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些主要因素的影响，诸如黄土沉积的气候条件；黄土的物理、化学性质；动物群中典型的草原动物特点；比较稀少的木本植物；一些旱生碱性植物如蒿属和藜科在地质学和历史上所占有的数量优势；就不难得出这些的结论，即，黄土高原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半干旱的草原。 

对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者说来，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尽管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非常严酷，却不失某些可取之处。准确地说，黄土由于其风成起因和长期的干旱半干旱形成条件，使其土壤结构异常均匀、松散并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很利于木质原始掘土农具的翻掘。可以认为，覆盖在黄土高原上的草从未象欧亚大陆其它重要的大草原和森林草原那样茂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森林草原地区)最常见的土壤表层是黄土和类黄土，”后者的特征是稍黑的“黑土牧草地”，俄国其它“草原地区”是典型的暗黑土壤，这表明地面的草曾非常茂密（133）。使用综合法研究历史的著名学者麦克内尔(william Mcneill)曾正确地指出，在旧世界农业一般首先出现于长树的山坡或山脚下，因为“天然草地对于掘土木棒是非常棘手的（124）。但是在旧世界中重要的也是仅有的例外就是仰韶中国。这个例外一般可以解释为黄土的特殊结构和稀少的地表植被。因为黄土不易风化，保持着大部矿物成分，所以非常肥沃。尽管有限的年降雨量连20英寸都不到，但是它集中在夏天，这使得仰韶农民能成功地种植少数几种在半干旱环境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存留下来的谷类植物。另外，黄土一般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在雨量较少的情况下，粮食作物的收成高于其他土壤。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农业和新石器文化突破某些自然条件的限制，在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区的出现。大概只有在中国的黄土高原，这些限制条件才能被抵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