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体育竞赛的根本靠一个人自身的功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本靠一国体制机制上的优势。

    通过27年的对外开放，从外贸出口到外资引进，中国已全面走上了世界经济竞争的舞台。今天，对外开放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开放效益的进一步提高要通过国内发展战略的提升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来实现。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中的表现，是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战略要点之一。

    冷静看待数量扩张

    同国内发展战略一样，开放战略存在着显著的数量化追求的粗放型特征。

    27年来，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与综合国力提升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毋容置疑。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同国内发展战略一样，开放战略存在着显著的数量化追求的粗放型特征。

    一是外贸增长突出数量追求。27年来，从中央政府制定的出口退税政策、地方政府的大量出口鼓励措施，到较低的人民币汇率，都集中作用于出口的数量目标。应当说，一国出口的发展在一般情况下是有益的，因为这使该国的比较优势得到利用，通过国际分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但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由于出口主体已经多样化，贸易方式也已经多样化，出口规模的扩大已不再是一个国家贸易竞争力提高和贸易利益增强的准确体现了。在主体形式上，有中资企业与各类三资企业；在贸易方式上，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2005年我国出口中一般贸易占41.35%，加工贸易占54.66%。在总出口中，外资企业占58.30%，国有企业占22.15%，集体和私营企业只占19.55%，说明出口竞争力主要来自外资企业。从贸易上讲，中国是“有规模而无实力”。2004年、2005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三位，但是，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11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9位；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5年度《世界竞争力年鉴》，中国在60个经济体中排名为第31位。由此可见，我国出口总量的高速增长掩盖了结构相对低下、国家综合竞争力低的问题。无论是外资企业出口还是加工贸易的高速增长，中国所提供的基本上都是廉价劳动力。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但产业结构并没有进步，国际竞争力也没有得到提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来自外资和加工贸易出口的比重越高，外贸的整体效益相对就越低。近年来，中国与各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发生，除了国外保护主义的因素外，与中国自身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模式是分不开的。由于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正在起步发展，因此单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

    二是外资引进长期数量导向。利用外资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和基本条件，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长期坚持。但是，外资数量本身不是发展的成就指标，而是经济开放度指标。当中国从封闭型经济中突破，致力于以开放政策引导经济走上发展道路的时候，能否大量引进外资反映了开放政策是否有效实施。这时，外资的数量及其增长是开放政策成功的标志。今天，开放的必要性和开放的成就已经不需要再继续证明，更需要关注的已经是外资引进的效益和影响，而效益与影响是不能用数量来体现的。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一系列体制与政策原因导致了数量追求：不少地方政府制定了引进外资项目数及引资额指标，GDP来自于外资项目，地方技术进步的标志来自于外资项目，企业因合资而有特殊政策，等等，这些最终都集中为对外资的数量追求。问题不在于中国引进外资是否太多了，数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谓相对，是指相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内资利用率、获得外资的方式等而言，而不能只看在世界上占第几位。从经济效益看，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而涉外企业税收却只占五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是处于“有出口而无产业”的状态。2004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27.9%，其中三资企业占87.3%,而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分别只占8.5%、1.6%和2.6%。从经济增长的构成因素（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对GDP之比）看，2004年9.5%的GDP增长中的3.67个百分点（即将近40%）为引进外资形成的。这里还没有计算相当一部分国内投资也是由外资拉动的。这种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性中可能使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自身增长的能力并非如直接统计数字所体现的那样高。

    应当承认，一个国家推行粗放型的开放战略在发展的起步阶段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开放经济基本形成，发展模式的转变就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了。

　　内功不足

    对外资和外贸数量的片面追求甚至使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为严重异化，过度强化了经济职能而严重弱化了社会责任。

    开放战略中的粗放特征是国内整体发展战略粗放特征的一部分，有其客观的发展模式原因和经济体制原因。